赵建: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建议给特定群体发放数字人民币

(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585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41篇原创文章)

我们简要总结了疫情以来中国采取的宏观政策,并与美国的宏观政策进行了比较。在疫情发生后,中国动用的是强大的国有银行系统,采取发放信贷的方式投放货币;美国则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直接给个人发钱,然后个人拿着美钞从中国等国家购买实在的物品。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投放是生产性的(银行的风控标准),美国的货币投放是交易性(FED购买证券)分配性(直接发钱给个人)的。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会提高杠杆率和债务风险,并形成投资过剩;后者会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危机发生时任何宏观政策都会有副作用,要进行利弊权衡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

中国从疫情爆发到今天,经历了三个不同特征的阶段,分别为爆发期1.0,缓和期2.0,反复期3.0。当前的疫情3.0阶段,病毒传染性极高,传统的动态清零方式很难应对,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和民生代价。但是由于伤害性下降,加上中国疫苗普及率已经很高,可以进入闯关阶段,最终的目的是要“软着陆”。现在大部分国家已经“软着陆”,中国人口多,地区城乡差异较大,情况非常复杂,需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但是要为“软着陆”做好准备。我们建议在当前的疫情3.0阶段,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做出调整,可以尝试向特别受困群体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以形成以“民生民心”为锚的货币发行。当然,从现实操作来看,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三)护航抗疫的宏观政策要与时俱进,3.0阶段建议给特定群体发放数字人民币

2020年疫情1.0,特征是集中爆发,杀伤力大,但病毒传染烈度相对不高,没有对物流、供应链、物资供应等供给侧产生实质性伤害。因此采取的宏观政策是:以定向普惠贷款和总量宽松为主的货币政策+以减免税、缓交社保、消费券等为主的财政政策。由于这些政策较好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较好的呵护了供给侧,所以疫情1.0阶段,宏观政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民生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经济在出口和投资的带动下恢复的也较快。

2021年疫情2.0,特征是零散出现,可防可控。奥米克戎还没传到国内,在各地高效的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下,疫情整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即使在某个地方零散出现,也能快速有效的实现清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面积封闭和静态管理,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借助1.0时期的政策红利和大国经济自身的韧性,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甚至在2021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出现了过热现象,导致中国在宏观政策上率先收紧,成为全球第一个退出疫情危机救助政策的国家。而且借助这个“黄金窗口期”,中国出台了大量的针对特定行业和平台资本的收缩性政策,这导致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变冷,出现了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特征是突然爆发,防不胜防。奥米克戎及其变异病毒家族传入国内,传染烈度超级高(R0>

10),而且传播途径多样,病症轻而难以检测,出现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但伤害性在疫苗保护下大幅降低,重症率、死亡率普遍不及流感。这些特征都使得1.0阶段采取的网格化静态管理动态清零的模式难以应对,即使能应对,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隔离导致的生活生产不便,尤其是对两类人,一是患有其他慢性病需要正常就医的,因为医院处于非正常状态受到较大的影响;二是经济上对没有固定收入的个体,以及需要线下接触的中小企业,带来的是民众失业和企业成批倒闭、违约、破产等重大问题;大量的防疫支出,几乎耗尽了积累几十年的医保基金;长期隔离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一些基层执行部门一刀切行为带来的件时有发生。这些次生灾害可能正在使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也就是由1.0阶段病毒与人民生命健康的矛盾,变成3.0阶段疫情防控带来的种种障碍与人民群众对正常生活生产状态向往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持续下去,很可能会发生一些非预期风险。这个我在《赵建: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抗疫需要进入“过渡阶段”》进行了详细阐述。

当然,即使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并不意味着要激进式的改变动态清零的策略。可以说,动态清零仍然是当前符合国情的抗疫模式,但是需要为过渡时期做准备。也就是,在动态清零作为前提的情况下,需要将防控疫情的次生灾害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两个清零”而不是“一个清零”:一是病毒本身的清零,二是民生、法治、人道等次生灾害的清零,不能再让一些伤害重大的事故,尤其是对法治和人道等方面的伤害重演。可以说,这两个清零有一个做不到,都很难说是战疫取得真正的成功。这体现的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中央精神。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清零不是目的,人民群众的平安健康,以及在此之上的幸福感才是最终目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拿着民生和法治的代价一味简单的清零,这显然是扭曲了中央的本意,甚至是给党的群众路线抹黑。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一刀切的对网上的异议声音清零,而是多听听来自社会大众的问题诉求,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更好的清零病毒与兼顾民生。否则,战疫的代价得不偿失。在这方面,深圳和合肥做得比较好,同样是动态清零,由于一是速度快,响应及时,二是民生保障跟得上,三是广泛听取并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切和问题,因此同样是动态清零,能较好地平衡好“两个清零”的矛盾,值得其他地区学习。

再进一步来说,防疫应该是全国一盘棋,病毒防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将防疫攻坚战,与其它几个攻坚战:扶贫、防风险、共同富裕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单一的抗疫思维就如同唯军事思维,容易以局部牺牲整体,以一时的代价牺牲全域。不能看着将整个社会用了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完成的经济增长、全面扶贫、小康社会、防风险等攻坚成果付之东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制度性成果,即对个人权利与法治规则的尊重,以及生动活泼、包容信任的社会氛围,不能因为一些不当的行为受到损害。应该站在长期战略的角度去抗疫,毕竟疫情防控只是暂时的,总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防疫政策时,应该要考虑到病毒清零之后,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否快速恢复。

也就是,我们当前处于疫情防控模式的“闯关时期”,一方面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方针不动摇,保卫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不受到病毒的侵害,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的减少次生灾害,保障民生、法治和经济稳定,最终实现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到社会经济生活正常时期的“软着陆”。只有软着陆成功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恢复了,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重新开启,才意味着整个抗疫攻坚战的真正胜利。

三、护航抗疫的宏观政策要与时俱进,3.0阶段建议给特定群体发放数字人民币

在整个防疫过程中,为抗击疫情护航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重要。然而,与其它反危机政策相比,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难点在于,疫情防控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拿经济冲击来说,受到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群体,包括中小企业、个体户、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等,这些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生力军,吸收了大量的就业,缴纳了巨额税收,做着最前沿的创新探索工作。这些企业因为采用的是现代型、市场化和专业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生产模式,非常复杂、精致,同时又非常脆弱,一旦资金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在一定时间内就很难修复。因此,当疫情发生后,为防控采取的停工停产措施将会对这些群体产生致命冲击。

2020年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同时采取积极宽松的宏观政策以对冲巨大的外部冲击,力挽经济金融危机之狂澜。但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美国除了一般的量化宽松手段外,还史无前例的通过spv机构向个人账户发钱,发放主体不仅局限于美国公民,包括在美国境内居住的符合要求的(比如有社保)居民。粗略估计,疫情以来美联储通过直接发放的形式到个人手中的钱超过两万亿美元,其它的福利财政支出总计超过五万亿美元。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较为成功的解决了疫情封闭期间的民生问题,使得疫情冲击期间不仅没有发生通缩,而是发生了高烧不退的通胀。创半个世纪纪录的通胀固然可以刺激经济恢复,但也正在引发较为严重的“通胀螺旋”和资产泡沫问题,这又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加息缩表的节奏,引起了全球新的一轮金融动荡。

与美国利用央行美联储直接“撒钱”不一样,在危机面前,中国动用的是强大的商业银行系统。如果说次贷危机时美国的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美联储创造基础货币+金融市场最后交易商”,疫情时期采取的是“美联储创造基础货币+实体经济最后慈善家”,中国的宏观政策在1.0、2.0阶段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战略定力”,向社会投放货币一直坚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渠道,无论是普惠贷款和支持地方政府投资。这里最大的不同是,美联储向民众直接发钱,是完全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性质,不具备任何生产性。而通过商业银行投放货币,由于银行按照风控标准仅对具有抵押品、生产能力和未来现金流收益保障的项目放贷,保证了货币派生的生产属性,最大化的减少了对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扰动,在保住市场主体的同时,保住了就业、税源和经济增长,可谓“一石双鸟”。

然而,动用商业银行系统投放货币的宏观政策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一是提高企业主体的杠杆率,毕竟贷款不是直接补助。相比之下,美联储给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资金是“净资产”,杠杆加在政府身上。二是要有充足的企业信贷需求,在经济下行期如果企业因为信心和预期原因不愿贷款,银行也没办法投放。三是要有足够的合格抵押品和授信项目,如果没有,银行的风控标准也无法通过授信。四是冲击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企业破产,如果大量的企业破产,银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下,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发放信贷稳增长存在着一个悖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与商业银行的顺周期经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信贷配置扭曲,比如银行在强制要求的普惠贷款指标下,可能会出现数据造假行为,将大企业的贷款分拆成多个1000万以下的普惠贷款,给企业的低息贷款转一圈回到企业的结构性存款(企业现金管理),给一些看上去为实体企业实际上由平台控制的主体房贷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带来隐形债务的膨胀、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和债务违约风险的加大。也就是,中国依靠银行系统投放货币的模式,短期内不会像美国那样引发高通胀,但会累计隐性债务和高杠杆风险。如果债务违约爆发后仍然采取货币化的手段,那高通胀其实也是无法避免。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1.0,2.0阶段对供给侧的破坏力度和持久度并不太高,因此中国的信贷政策可以较好的稳住供给并刺激需求。然而到了3.0阶段,在供给侧受到较大破坏的情况下,这种以商业银行体系信贷投放为主导的宏观政策则遇到较大的问题:

2,经过1.0时期的加杠杆,企业普遍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信贷需求意愿非常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在疫情3.0阶段,应该采取具有救济性质的财政补贴,而不是依然按照金融和信用的逻辑投放信贷。最主要的一条建议是,向符合要求的特定群体(包括个人、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这样做的合理性、好处以及基本做法是:

从法理上说,居民在家或方舱隔离,企业停工停产,实际上是为了防控疫情公共服务而贡献的“正外部性”,理应得到补贴。当然,人们也会享受到病毒清零的公共产品,但是这已经包含在日常缴纳的税收和社会保险费之内。从公民社会的逻辑来看,社会应该向为防控疫情牺牲自由的个体和牺牲正常生产的企业进行补贴。

疫情3.0对经济冲击比较大,失业、破产等现象非常严重,迫切需要有力度的救济型政策。以银行信贷投放的货币创造模式还是市场化、商业化的(欠债还钱),不能满足当前的救济需求,因为大部分受困群体并不满足银行的授信条件。

居民等如果继续通过普惠贷款等加杠杆的模式获得自由现金流,那么资产负债表会变得更加脆弱。无论是消费贷、按揭贷还是经营贷,都是居民的债务,这些都会提高资产负债率。然而给符合标准的居民和小微企业直接补贴,发给他们的现金都属于净资产,对资产负债表是具有改善效应的。当然,这提高了政府杠杆、财政赤字,但由此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可以度过特殊时期后逐渐消化。

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可以直达个人账户,并且有迹可循(大数据库+算法),不会造成截留和寻租行为。按照数字央行货币的架构,可以单层发行,即“央行-个人账户”,也可以双层结构,即“央行-商行-个人”。当然,央行是货币端,在财政端要设立SPV特别机构作为发放主体。这些做法符不符合《人民银行法》,还需要立法部门人大进行研究审议。

数字人民币已经试点一年多,当前的投放还没形成规模,也就是还没有足够的数字人民币的“货币需求”,可以恰好借着这个机会进行数字人民币投放,形成以“民生资产”为锚的货币发行。

继续以信贷投放为主的宏观政策,可能会造成私人过度借贷,政府过度投资、无效投资等问题。当前一些基建领域已经严重过剩,很容易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造成更大的投资过剩问题。直接发行数字人民币,实际上造成的“通胀效应”只是短期的、暂时的,只要生产力恢复过来,通胀缺口就会被消弭。

信贷投放的项目如果以政府为主导,难免还会发生贪腐等寻租行为,货币的配置可能更加扭曲和无效率。数字人民币是有迹可循的,直接发放到最需要的群体手中,公开透明,经得起审计和纪律监察。

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给个人,可以提振人民群众在当前特殊形势下的“民心”和信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提振消费有很大的作用。当前出现了很多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数字人民币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缓解。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放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将公共机构的各类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系统,可以较好的对发放对象资格进行甄别。

畅通供给侧,减少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物品的问题。否则发放数字人民币也没用,或者会造成严重的通胀。

关注老幼病残等没法使用数字人民币的群体,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设定代理人(鳏寡孤独人士可由当地居委会代理收款兑现),然后通过一定的渠道变换为现金。

发放数字人民币的财政来源可计入特别国债,粗略估算第1阶段发放可能不超过1万亿元。

相关的观点和建议还有很多,上面是一些主要的建议。总之,疫情3.0阶段,给个体发放数字人民币是可行的。当然现实操作的难度可能比较大,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开始,都要有长远的准备。一旦以数字人民币为主的福利补贴和财政救助机制建立起来,在其它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这样既扩大了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规模,又为宏观政策的工具箱增添了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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