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普通的大唐铜钱却见证了大唐西域军民孤守西域42年的忠义

这是一枚平淡无奇的铜钱,甚至上面的文字不同于唐朝中央政府发行铜钱的标准字体,显得略微有些变扭,但在这枚铜钱的背后,见证的却是大唐西域军民,万里孤悬,泣血自守,对国家和民族耿耿忠心的历史见证。

说到这枚铜钱,不得不说到玄宗末年,维系大唐经济与军事平衡的均田制及府兵制的崩溃。无力扭转自身经济基础崩塌所带来的军力不足,唐朝不得不开始采用募兵制代替一直以来为之倚靠的府兵制。

但这些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势力的收买笼络,逐渐与地方驻守将领形成一种牢不可分的特殊关系。

尤其在开元十年起,玄宗在唐朝边境普遍采用节度使制度,这使得边将在统兵的同时,也获得了边地的政治权利,在无形中使边地逐渐成为了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王国,以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逐渐形成军力内轻外重的局面。

直到天宝元年(742年),由于唐朝对边军疏于管理,使边军总数膨胀至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近二十万人,可以说全国将近30%的军力都集中在了安禄山一人手中。

而承平已久的唐王朝,仍旧沉醉于往日虚幻的繁荣之中,丝毫没有发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军力的平衡已然被打破,军事安全已岌岌可危。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重任的胡人安禄山,伙同罗、奚、契丹、室韦共20万人,以“忧国之危“、奉诏讨伐朝廷奸佞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当时大唐境内承平日久,百姓甚至已经几代人都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大多以为是谣言。以致叛军迅速攻陷河北,兵锋直指长安、洛阳两都。

面对如此紧迫的战事,此时的大唐府兵却早已不堪大用,各地折冲府早已名存实亡,而皇家禁卫及京师戍军则多年未经战事,面对叛军大多一触即溃。

为此,大唐不得不将原本驻守西域保护丝绸之路的安西、北庭主力尽数调往关内平乱,若大的西域仅留下了数千人以镇守。

原本如果大唐西域军力入关平乱之后,一切或许可以恢复到安史之乱之前的状态。

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原本暂时臣服于唐王朝的周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其中率先露出狰狞獠牙的便是与唐朝拥有着文成、金城公主联姻之缘的吐蕃。

此时的吐蕃,受益于历史上少有的气候温暖环境,以及前期通过与唐朝联姻获得了大量的农业及军事技术发展。已不再满足于作为一个高原国家的疆域。

当唐王朝尽调西域军力平叛、处理各地藩镇割据势力之际。公元766年,吐蕃趁着河西即今天的甘肃陇右一带,唐军空虚的机会,占据了连接丝绸之路、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

之后驻守西域的安西、北庭军,由于道路不通,信息不畅,甚至连唐朝改元都不知道。吐鲁番地区曾经出土的文物上有“广德四年”的字样,但真实历史上,广德年号只存在了两年。

公元768年,安西军一只小队突破吐蕃的重围到达长安,但此时大唐所有人都以为西域早已丢失,面对突出重围的安西将士,他们却得知,在西域安西、北庭将士依旧在苦苦坚守,为国尽忠!满朝文武皆怅然落泪。但深陷藩镇割据的唐王朝,已经无法也无力派出援军支援安西军。

公元781年(唐建中二年),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孤守。安西军再次派出使者借道回纥,长途跋涉来到长安与唐朝取得联系,此时的唐德宗,在震惊之余口述一道封赏安西军:“所有官兵将帅,连升七级!”

然而,虽然感念于西域军民的坚持,但此时的大唐早已不是从前的大唐,现在的大唐更加紧迫的是需要解决尾大不掉的藩镇,也没有军力可以派出援军。

远在西域的安西将士们也无法真正的享受这份殊荣,留给他们的,只有与之不断逼近的吐蕃与回鹘军队的浴血奋战。

但西域军民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使命,为了鼓舞在西域坚守的将士们守土精神,从建中二年开始,安西与北庭留守府在西域地区开始大量铸造“大唐建中钱”,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

公元787年,北庭都护府遭吐蕃突袭,大都护李元忠竭力死战,携七千唐军与吐蕃死战,最终全部壮烈战死,自此西域二府仅剩下安西都护府。

此时,距安史之乱已过去42年,从前威震西域的安西铁军早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

最后一任大都护郭昕,率领着一群须发皆白的将士,拒绝了吐蕃的劝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全军壮烈殉国。

也许,在安西、北庭将士们的心中,坚守西域42年的信念,不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再看一眼长安,也或许是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一次恢复大唐的荣光。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