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新疆|大猴背小猴“辈辈封侯”

文物联接古今,文物印证历史。“文物新疆”旨在通过文博专家学者以现实笔法深入挖掘新疆出土文物、文物遗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和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阐释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猴形象中最耳熟能详的当属孙悟空了。《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其中孙悟空形象总是头戴金冠,身披“战袍”,手持金箍棒,威风凛凛。一对火眼金睛炯炯有神,透露出铲除一切妖魔的决心。因此,猴形象通常代表不畏艰险、征服邪恶的斗争精神,是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英雄本色。

无论在宫廷或是民间,人们往往将吉瑞的期望寄托在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上,以实物造型或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多取其谐音、意象等寄托美好的愿望。

吉祥图案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文化昌荣的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呈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盛况。由于“猴”与“侯”谐音,猴的形象也寓意着封侯。如猴子拿官印爬在枫树上,表达“封侯挂印”之意;骑在马背上,取“马上封侯”之意;大猴背小猴,则代表着“辈辈封侯”。

考古发现的许多文物中,都可以看到猴的身影,印证了猴在国人的文化生活里,是一个特殊的意象,从生肖、生辰到传递祝福、表达祝愿,均有其独特的含义。如湖北省邓家湾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陶塑动物,其中就有一些类似猴子的造型,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云南省石寨山遗址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剑和扣饰,上面也有猴子的形象;在内蒙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有猴子骑马形象的装饰。秦汉以来,猴形象更多出现于不同材质的文物上,如商代蹲而仰面的圆雕玉猴、东周的攀猴烛台、战国时期的带钩、汉代的画像石、唐代的陶俑、宋代的瓷器、明清的书画玉器上都有造型各异的猴子形象,形象生动,寓意丰富。

新疆考古发现的猴形象文物形态各异、质地不同,不仅以立体造型出现,还以平面的形式描绘在陶器等器物之上,如和田地区发现的宋代猴鸟纹黄秞彩陶壶。

猴形象还在石窟壁画中屡屡出现。在龟兹石窟中,有很多描绘佛本生和佛因缘故事的壁画。壁画中人们借动物与人、动物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说因缘、说禅定,佛教经意通过生动活泼的动物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克孜尔第38窟的猕猴王舍身救群猴本生和库木吐喇46窟的猕猴伎乐图。

克孜尔38窟猕猴王舍身救群猴描绘了这样的佛本生故事:群猴到御苑采果寻食被发现,国王下令追捕。群猴逃至河边,没有桥不能过河,猕猴王舍身抱住对岸的树,以身作桥,群猴从猴王身上踏过得以逃脱,而猴王却体力耗尽、坠河身亡。库木吐喇46窟的猕猴伎乐图是伎乐飞天群壁画的局部,描绘了弹曲项琵琶的猕猴。

在新疆出土的铜饰件中,也有猴子的形象。如奇台县出土的南北朝猴骑马铜饰件,其形象生动逼真,马和猴的神态悠然自得,“马上封侯”的寓意呼之欲出。

此外,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南北朝至唐代的剪纸,其中就有一枚猴形团花剪纸。这枚猴形团花剪纸为隋代作品,虽然大部分已残,但是依然清晰可见团花外围站立成组的立猴,现存两组四猴,相邻的两只猴子相背而立,两尾相连,均做回头对视状,它们的上肢一只高举做握树枝状,一只下垂相握,形象逼真而生动。

约特干遗址位于和田地区,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塑,年代约为汉唐时期。主要是贴塑在陶器上的装饰纹样和随葬品。陶器上的贴塑,有的置于器物的柄上或者作为铺首,有的贴在器物的肩腹部。前者以人和猴的组合为最多,立体感较强,后者多为扁平状,以几何形图案相间。作为随葬用的大多为圆塑,其中猴子最多。并且,猴子的拟人化(人格化)是非常显著的,最典型的就属伎乐猴了。伎乐猴按其演奏乐器可分为弦乐、吹奏乐、打击乐等形象。其中二猴奏乐陶俑最为传神,两只猴子作跪地状,腿上放着琴,左侧的在吹箫,右侧的手置嘴上似乎在吹口哨。此外,还有击鼓、弹琵琶、吹排箫等形态的陶塑猴子,生动有趣,妙不可言。

玉,石之美者。猴子的形象也在玉器中出现过,玉猴之作,今所见最早者出自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造型简单粗犷,为较抽象的仿生形态。和田地区征集的宋代前后的玉猴也是典型之作,猴子成蹲坐姿势,左臂抱一小猴,肩扛一只小猴,非常生动可爱。一般一只大猴背一只小猴子的形象,寓意“辈辈封侯”,表达了人们希望世世代代都能得高官厚禄的美好愿望。

中国古代器物中的猴形象多样,表现方式也各异。人们惯用猴所象征的自然、机灵、滑稽和善解人意,也有“人在定中闻蟋蟀,鹤从栖处挂猕猴”“朝朝献林果,亦欲学猕猴”“唯有猕猴来往熟,弄人抛果满书堂”的诗句反映了意象审美的情趣,表达了趋吉纳祥的愿望,传播了忠孝礼仪的美德。(新疆尔自治区博物馆 巴音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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